1971年夏收前，我所在的42团连队出了件大事，宁波支青毛发宁的新房被盗了。丢了一只大皮箱，里面有西装、新衣服和五百多元钱。
这案子可算大案。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。连队也成立了以代副连长为组长的专案组，展开调查。
收麦时节到了。炊事班忙得不分白天黑夜。我是代理司务长，负责送饭送水，割麦人到哪里水和饭就送到哪里。
那天下午，日头很毒。我正往拖拉机上装开水桶，王玉英急忙叫我，声音都变调儿：“快！李班长不行了！”
我急忙到伙房一看，炊事班长李金锁面色蜡黄，神色恍惚，捂着肚子干呕。我们七手八脚把他抬上拖拉机，急送医院。
半小时后，王玉英又叫我说老田也不行了。
我一问，老田呻吟着说上吐下泻，天晕地旋。我心里乱哄哄的，不知出了什么事。
展开剩余72%我马上跑到路边拦住连队的马车，叫他立即把老田送医院。
马车走了不久，我准备往地里送开水。正要出发，王玉英身体摇晃起来，说头晕恶心，看人重影。
我大吃一惊，连忙推出载重自行车，命令她抱住我后腰，我飞身上车直奔医院。
团医院柴院长是个直性子，一见我车座后的王玉英就喊：“又来了一个！还有没有？”
他命令护士把王玉英扶到急诊室。我惊魂未定地问道：“他们是不是吃的东西有问题？”
柴院长取下听诊器说：“清油变质了，吃了中DU了。那人说了，吃了清油炒鸡蛋。回去告诉你们当官的，大桶底子的油不能吃……”
我的心顿时乱颤：清油！难道我买回的清油变质了被人投DU了……人们立即会怀疑到我“反GM阶J报复”，“以工代干”会立即被撤销，批斗会上拳头如林……
我木然地往回走。“大桶？对！大桶！”
柴院长说大桶的油底子变质了，而我买回的清油装的是两个八十斤的小桶，那个大桶里装的是从团里领回的油。我轻轻吁了口气，一抹脖子全是冷汗。但是，又一想，万一李金锁一口咬定是吃了小桶的清油炒鸡蛋呢？……
连里已骂声一片。大家在麦地里体验《上甘岭》，口干舌燥。又知道炊事班偷吃团里特供的鸡蛋，支边青年在院里大骂“什么贫下中农，耗子精偷油！”
老田和王春英第二天就回来了，并立即上班干活。李金锁吃得最多，中毒最厉害，三天后才回来。
说话间，麦子割完了。忙完了，闲言四起，说毛发宁的东西是李金锁偷的。
那天，代副连长领着李金锁到我屋子里。
代副连长阴着脸说“你帮他写个检查。毛发宁家丢东西的事是他干的。一定不要出现‘偷盗’之类的话。”说罢扭头就走了。
我偷眼一看李金锁，有点幸灾乐祸：贫下中农的自豪感荡然无存，脸色炭黑，眼窝深陷，眼球布满血丝，说话结结巴巴的。
我又有点同情他，毕竟他很能干，揉面蒸馍，炒大锅菜是把好手。这一下他炊事班长肯定干不成了。
皮箱已从沙包挖出来，交给代副连长，东西一样没少。但这个检查不太好写。
我问：“你当时咋想的？”他的回答令我一惊：“破坏夏收，扰乱夏收。”
“你是说这么写成了ZZ犯？”
他早已想好了“ZZ犯就ZZ犯。你就这样写。”
我替他写好检查，他道一声谢走了。
我恍然大悟：人们恨盗窃犯远比恨“ZZ犯”强烈。因为那时的“ZZ犯”中有敢于说真话的彭大将军，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胡子，而盗窃犯是赤裸裸地“剥我身上衣，夺我口中食”的坏蛋。
李金锁被免于处分，换了个连队，调到了六连。老婆孩子始终都抬不起头来。没有多久，回湖北老家当农民去了。
那年秋天，我被任命为二连司务长，正排级，行政干部24级，工资41元。
文/陈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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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于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
